在牛津大学最主要的图书馆顶楼的墙上，镶著一幅又一幅名人头像。这一共202幅的头像是Bodleian Library的第一位管理员Thomas James 于1619年参照该图书馆创办人Thomas Bodley（1545-1613）笔记本里的内容所设计的。任何人坐在这里阅读都会有被云彩般的历代圣徒围绕之感。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表面的艺术作品背后其实隐含着一段英国教会历史的重要典故。
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的英国罗马天主教沿着中世纪教会的思维，相信圣经和教会传统是教会神圣权威的基础。当英国教会宣称只有圣经才配得作为教会最高权威时，持守罗马天主教立场的人士就抛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路德之前，你的教会在哪里？”Where were your church before Luther? 他们大量选写与此议题相关的册子和书籍，教导平信徒如何与更正教人士进行护教式的对话。一些更正教的牧者们表示此议题严重影响了他们当时所牧养的群众。有许多更正教的信徒也因为这困惑而“回流”到罗马天主教，其中包括有名的Walter Montague （1603-1677）(1)。
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人士选择在这个点上来攻击英国教会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在罗马天主教神学里，信徒救恩的确据在很大程度上与作为“有形教会”的会员有关。当时的信徒普遍假设自身对信仰的认知、在世上如何过成圣的生活、和所当尽的宗教义务，均都由教会来取决和监管。在这样的信仰氛围之下，更正教的正统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信徒不仅需要面对离开传统教会的各种风险，甚至还可能会因此而丧失救恩。其次，以加尔文主义为主的更正教人士虽愿意以圣经作为他们建构教义和体制的依据和权威，但他们对于圣经如何论到一些基要的教义仍然存在着许多的分歧，甚至包括如何定义“教会”。这无形中也被对方抓到了一个致命的要害，大势渲染更正教在教会合一上的隐忧。
起先，英国教会的牧者们并没有正面回应此议题。他们仅仅强调宗教改革并不是在“创造”一个新的宗教，而是尝试将腐败的教会恢复到她在神面前应有的样式。他们强调更正教会还是延续了基督所设立的教会传统。然而，随着罗马天主教在英国逐渐衰败和被摒弃，再加上更正教会所呈现出来的形式与罗马天主教越来越有差别，这样的一个表面说法逐渐失去了其说服力。
那么，后来英国教会的牧师和神学家们又如何回应这日渐白热化的议题呢？我们基本上可以归纳出三种的回应方式（2）:
- 尝试淡化两者之间的差异。
- 诉诸于初代教会的传统。
- 诉诸于圣经的权威。
首先，也是相对比较没有智慧的做法，就是尝试淡化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之间的差异（3）。 例如，英国教会的主教Richard Montague （1577-1641）主张英国教会在本质上与法国天主教会的存在形式并无差异。 英国教会可以继续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教会，同时维持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他如此主张是为了要建立一道桥梁，让在英国的罗马天主教信徒可以“心安理得”的在英国教会里敬拜(4)。 然而，这样的立场却遭到了当时许多英国加尔文主义者的抗议。他们指出，若果真是如此，那在玛丽执政时期那些为了维护更正教信仰而殉道之人的血也就白流了。
另一些英国教会的牧师们则诉诸于初代教会的传统。Thomas Morton （1579-1647）在论到更正教会的起源时，主张英国教会是回归到早期教会被基督设立时的纯洁。他指出路德和其后的改教家们所做的，就是以带领教会回归到起初的样式为他们的终生职务(5)。 在作者John Jewel （1522-1559）离世半个世纪以后，于 1609年出版的 Apology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也尝试将英国教会与主后头六个世纪的教会做衔接。此外， William Perkins（1558-1602）也选写了 Problema de Romanae Fidei Ementito Catholicismo （1604），以介绍教父神学的形式，指出英国更正教会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虽然这样的辩证法相当有说服力，但却有两个隐忧。首先，初期教父对圣经的解释是否可靠？在当时，英国牧师群中例如Lancelot Andrewes（1555-1626）, John Overall （1559-1619）, 和Richard Montague认为教会应该严格的遵行初代教父的教导。他们认为教父们对圣经的理解比后来学者们的解释更可靠，因为教父们是活在更接近基督和使徒们的时期。另一派则认为教父们不一定比后来的信徒更明白圣经的教导。Gabriel Powell （1576-1611）认为圣经是自我解释的，并不建基于任何权威之上。每一个时代的信徒都同样有对圣经理解的能力(6)。 争辩的结果是更正教之间在此议题上僵持不下。John Prideaux （1578-1650） 于1625年警戒各地的牧师们不得在讲道中引用还未经官方证实的教父资料。在此之前，也有从罗马天主教而来的报导指有两位英国教会的牧师针对是否应该引用教父文献的议题公开对峙。
顺便一提，关于古代教父们的神学观点，推荐Logos 圣经软件里面一个特别的图书资源–古代信仰注释系列， 相信可以丰富您对这个议题的理解。
诉诸于初代教会传统的另一个隐忧是基督的教会在这两个世代相隔的这段时间是否存在？若答案是肯定的，那就间接承认了罗马天主教传统的合法性。作为回应，John Foxe （1516-1587）有名的《殉道录》Actes and Monuments表明在路德之前就有许多人因捍卫真道而遭受到“官方教会”的逼迫，甚至殉道(7)。 换句话说，Foxe主张教会一直以来都有真正属于神的百姓存在，但他们可能不属于主流的派别。此文一开始所提到关于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一系列图像也正是为了证明这一点。James尝试列出一份在路德和宗教改革之前代表着正统教会的人物名单。另外，Richard Field （1561-1616）也强而有力的指出路德时期的罗马天主教事实上还是属于一个充满争议、尚未成形的群体。他认为“现今的罗马天主教与路德改教时的教会不一样…在这之前，罗马天主教是一个真实的教会，只是其中掺杂了一些异端成份；而现今这教会本身就是异端。(8)” George Carleton（1559-1628）后来延续了Field的说辞，并进一步的指出罗马天主教是到了1545-1563年的天特会议之后才正式确立他们的教义和体制的(9)。言下之意，是天特会议之后的罗马天主教脱离了正统的大公教会，而不是在这之前的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虽然以上的论点相当可取，但在当时面对罗马天主教所发出的质疑最有力的回击是诉诸于圣经的权威。当时英国教会的牧师（大多数是加尔文主义者）认为圣经理应被看为教会的合法性权威，而非教会传统。William Perkins 指出：“传统永远不可能说服人的良知 （Conscience），因虽然那些教义在教父们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但他们却是有可能犯错的人，所以这些著作也有可能或确实有错谬。…相比之下，圣经是“信仰与生活的唯一准则”，是一切我们在得救的事上所需要相信或回应的。(10)” 另外，清教徒神学很看重良知。然而，什么是良知呢？可以在Logos中作相关搜索，就有更多大拿。
Perkins以三段式的辯證法（Syllogism）來回應對方的質疑。其基本形式如下：
真信仰与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
罗马天主教在天特会议之后的许多教义是没有圣经根据的。这包括：神人合作的救赎观、圣餐的变质说、炼狱的教导、教皇无误论等。
因此，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不是真实按照圣经教导而有的信仰。
- 真信仰与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
- 罗马天主教在天特会议之后的许多教义是没有圣经根据的。这包括：神人合作的救赎观、圣餐的变质说、炼狱的教导、教皇无误论等。
- 因此，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不是真实按照圣经教导而有的信仰。
此派人士后来也沿着此思路选写了许多册子，分享他们如何从罗马天主教改信基督教的经历，并提供指引给那些想要跟随他们步伐的人。(11)
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二十一世纪福音派教会之间仍存在许多宗派的现象？十七世纪的英国教会提供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历史借镜。它教导我们宗派的教义和历史智慧固然非常重要，任何人都不可轻易的摒弃和修改它，因这是神在其教会中所留下的痕迹。这当中有许多神的灵感动人所作出的智慧决定，还有敬畏神的人对神话语的归纳和理解。多少历代先贤更是为了捍卫这些属灵智慧和遗产而付诸了他们生命的代价。然而，英国教会的牧者们更是认定神的道（圣经）才是圣灵使教会得以在神面前继续站立得住的不二管道！
脚注
1 孟他奴认为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之间有两个关键性的辩论议题，一个是教义，另一个是正统性，意即教会存在的历史合法性。他后来主张罗马天主教的体制权威更清楚的提供平信徒信仰上的指引，并宣称已发现到更正教的弱点而决定回归罗马天主教的阵营。
2 此课题最好的英文学术文章是 Anthony Milton, “Visibility, Succession and the Church Before Luther” in Catholic and Reformed: the Roman and Protestant Churches in English Protestant thought, 1600-16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70-321.
3 Richard Montague, Concerning Recusancie of Communion with the Church of England（1635）.
4 William Bedell 的 An Examination of Certaine Motives to Recusaste (Cambridge, 1628) 是另一个例子。
5 Thomas Morton, The Grand Imposture of the (now) Church of Rome (London, 1628), 398.
6 Gabriel Powell, Consideration of the Papist (1604), 86.
7 必须注意的是Foxe虽然是以殉道者的历史事蹟作为写作题材，但他经常为了要呈现罗马天主教败坏的一面而将过分将殉道者的遭遇归咎于罗马天主教的作为。另外两本值得参考的同期、同性质的文献是Magdeburg Centurists (1559-1574) 和Catalogues Testium Veritatis of Illyricus (1556).
8 Richard Field, Of the Church, Five Bookes (Oxford, ImWilliam Turner, 1606-1610), II: 1-387.
9 Carleton, Directions to Know the True Church (1615), p.67-68, 82-3，
10 William Perkins, Godly and Learned Exposition upon the Whole Epistle of Jude (London, 1606), 18.
11 此类著作当时最有名的当属 John Gee, Foot Out of the Snare, 4. vols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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