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慕恒
前言：再过几周，我们将迎来荷兰神学家巴文克牧师离世一百周年纪念日（Herman Bavinck，1854年12月13日 – 1921 年7月29日）。巴文克曾活跃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荷兰和美洲，并享誉盛名。与他同期的还有凯伯尔(Abraham Kuyper)、华特腓 （Benjamin B. Warfield）、霍志恒（Geerhardus Vos）等。有趣的是，比起他的这些同道，巴文克的神学思想近年来才得到说荷兰语以外的神学学术界所关注，包括英美。这与其代表巨著Gereformeerde Dogmatiek于2003-2008年期间被翻译出版成英文有一定的关系。华人神学界中近年来也开始有更多人从事巴文克的研究。然而，早在一九八零年代就有华人教会牧者们翻译巴文克的著作，甚至在神学院教授巴文克神学。[1] 此文将略略介绍巴文克，然后提出一些巴文克可以供后人学习的功课。
谁是巴文克？
巴文克于1854年出生在荷兰说德语区的霍赫芬镇Hoogeveen。这时期的荷兰教会信徒普遍上受到了十七、十八世纪的“进一步宗教改革” （Further Reformation or Nedere Reformatie）所影响。这波在荷兰历经两个世纪的属灵敬虔运动 Dutch Pietism与英国的清教徒运动 English Puritanism属同期，亦相互影响。无论在荷兰或英美，信徒们都渴慕追求一种结合神学与属灵敬虔的信仰。巴文克的父亲是当地教派（Dutch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一位相当有名的牧师。这教派早在巴文克出生前二十年（1834），因不满荷兰政府过分干预教会事务而从历史更悠久的 National Reformed Church 中分离出来。其实，这分裂只不过是在这之前许多已存在的神学、治理方式等内部分歧所导致不可避免的结果。十九世纪的荷兰教会自此分成了两大阵营，既巴文克所属的保守派和相对较开放的亲国教派。保守派的信徒一般会被鼓励到坎彭大学Kempen University接受神学教育；其他的则会去一些相对较自由派思想的大学学习，尤其是当时学术成就颇高的莱登大学Leiden University。
巴文克从小正是在这种敬虔家庭和保守派教会属灵大环境的熏陶下成长。读过他著作的人不难发现他对于荷兰改革宗神学前辈们的神学思想了如指掌，包括Voetius, Witsius, Walaeus, Van Mastricts的作品。然而，他并不满足于仅仅传承这些信仰教义。他始终相信一个好的神学体系是可以，也应该与其他思潮对话的。为了与当时自由派的神学对话，巴文克在坎彭大学读了一年书之后（1873-74），便决定转到莱登大学继续深造。当时他的父母和教会对他这个决定感到非常吃惊，但没能阻止他这么做。巴文克后来自己回忆起这段求学经历时承认自己挣扎于许多正统信仰和新派思潮之间的张力。[2] 蒙神怜悯与保守，这样的人生历练并没有打垮巴文克的信仰，反而奠定了他神学的独有特色，既秉持改革宗传统教义的同时，也不乏对于当代（甚至是今天）许多神学思潮的回应（Logos中文最新上市新书 《赫尔曼.巴文克论荷兰新加尔文主义》，里头有更关于巴文克生平和新加尔文注意的介绍）。[3]
巴文克的神学精神
巴文克聚焦在三一神来建构他的神学。这不仅是他从古老教会历史神学发展中所摄取到的智慧，更是受到其当代新加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基督教信仰日渐乏力的十九世纪荷兰教会，曾兴起了一波社会复兴运动，后世称为“新加尔文主义” Neo-Calvinism。与此运动最有名的带领人凯伯尔 Kuyper一样，巴文克主张这世界（ this-world）也是由三一神来统管的。基督教信仰应该在社会、家庭、个人的各个层面反映出神的荣耀。[4]与凯伯尔不断推动社会改造的策略不同，巴文克选择默默的为“新加尔文主义”奠定其神学基础。他致力从圣经归纳出教会向社会宣教的策略。
巴文克对捍卫正统教义充满了警觉性。Henry Zylstra曾这样形容巴文克的立场。“总而言之，巴文克为了合乎圣经的改革宗信仰所做的护教工作有四项，内外各两项。外部的冲击，既新派神学和天主教；内部的冲击，既一个死气沉沉徒具形式的纯正信仰派和逃避式的敬虔主义。”[5] 换句话说，巴文克对于其所认信的信仰有极高的警觉性，也认得出他所身处的环境对于正统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挑战。
巴文克强调神学和伦理实践合一的重要性。在2019年才公诸于世关于他的改革宗伦理讲义手稿中，学者们很惊讶的发现这份讲义与Reformed Dogmatics的逻辑排序几乎是一致的。[6] 这显示出对巴文克而言，神学与信仰伦理是存在对应关系的。论到神学与伦理之间的关系，他写到：“教义陈述的是神为了人、针对人和在人里面所做成的工作；伦理陈述的则是一位在这神圣作为和力量中已经被重生之人现在做（的事）。在教义方面，人是被动的；他们领受和相信；在伦理方面，他们自己就是积极的实践者。”[7]
巴文克也是一位诚恳的神学家。巴文克有一位朋友曾经这样的描述说：“他（巴文克）是一位分离派的牧师，也是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 （He is a Seccession preacher and a representatie of modern culture）这是一个事实。然而，这样的一句评语意味着什么则见仁见智。近代学者们会辩论到底巴文克的信仰和其神学研究是否相一致。笔者的认知是巴文克始终是一位不择不扣的荷兰保守派教会的牧师，坚守自身信仰立场，但同时是一位愿意诚实去面对和表达他内心挣扎的神学家。到底事实真相是如何尚有待巴文克的专家们去分析，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诚实在做神学的神学家。他既不选择走最保守安全的路，既不去挑战所认信的教义；也不轻易去拥抱新的思潮，批判正统的教义。他选择一条做神学最困难的路，始终委身在“圣经” Scripture、“基督教传统” Christian Tradition和“基督徒的良心”Christian Consciousness来做思辨。
然而，更重要的，巴文克并没有在这些挣扎中迷失了信仰。他坚持相信神信实恩典的保守。在他一次遇到无法协调的神学张力时说：“若神真的在耶稣里来到我们中间，即便是这个时代，这位保守和治理万有的神，必不仅会指明这协调是有可能的，而且更是必要的，并且祂会按自己的时间向我们显明出来。” [8]
做神学的素养
文末，我们再来整理一下从巴文克身上学习到的一些做神学的素养。
（一）从心底里来认信Be confessional heartedly。巴文克关于他在莱登大学时期的自述提醒我们，做神学的人需要有一个明确委身的信仰认信。神学学术研究不在于深或浅，而在于好或坏、生或死。我们需要发现做神学有其独特的危险性。好的神学使人更敬畏和愿意亲近上帝；但不好的神学同样有强大的力量将人从上帝荣耀恩典的宝座前赶离。巴文克需要一个坚强认信的信仰作为他可以探索神学的后盾和避风港，我们也一样。[9]
（二）敢于对话交流Be courage to engage。巴文克给我们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他委身于所承袭的神学体系，同时愿意接触其他学派，精益求精。我们也需要学习勇敢的学习与不同神学立场和世俗哲学对话。这对话不是血气的，而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可以继续在固有的神学体系中更深思熟虑和成长。
（三）要有批判性，但不急于批判Be critical but not quick in critiquing。做神学研究要有批判思维，因为有限的人要完全测透神无限、永恒、荣耀的事是不可能的；当人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时，就不会那么容易批评不同立场的人。巴文克这种耐心聆听别人思想，然后认真思考和回应的神学态度是应当学习的。
（四）诚实面对神学上的挣扎 Be honest in facing theological struggles。作为一个认信的神学家不等于就不能对自身神学有疑虑。相反地，当遇到难以协调的神学议题时，也不等于本身所持守的神学系统就有问题而一概弃之。诚实的面对神学上的挣扎，如同巴文克一样。
（五）教义和属灵经验上要一致Be consistence in faith and spiritual experience。巴文克的伦理讲义按照其Reformed Dogmatics 的排序来编写给我们看到教义与伦理实践关联的必要性（至少他尝试努力这么做）。神学并不是抽象关于神的理论，而是人在神面前的敬虔。虽然理论和实践可以稍微区分出来，但在一般情况之下，人的神学就是人生活的依据。一个没有论到基督徒实践的神学是一个不完整的神学；一个没有以神学为基础的实践是一条断了根源的线。
（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基督里被神的恩典找着Be found in the grace of God in Christ。巴文克当时在荷兰社会中相当有名望。然而，他选择以非常低调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死亡。有接近一年的时间，他卧在病床上，几乎都没有对外公布他的病况和为自己安排后事。但1921年7月28，即他离世的前一天，媒体难得报导了一则关于巴文克的新闻，“他受了足够多的苦，现在预备好了，并开始为主可以把他的生命接走祷告。“ 这样一个临终的祷告，完美描述了一位神学家一生努力和追求的是什么。你和我呢？
[1]宋华忠 译，《宣教学概论》，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1985；赵中辉 译，《基督教神学》，台湾：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1989。笔者亦在台北改革宗神学院图书馆发现一组由Rev. Steve Lee 于2002年教授关于巴文克神学的课程录音。
[2]Bavinck：“Leiden has benefited me in many ways: I hope always to acknowledge that gratefully. But it has also greatly impoverished me, robbed me, not only of much ballast (for which I am happy), but also of much that I recently, especially when I preach, recognize as vital for my own spiritua life.” (Herman Bavinck, Reformed Dogmatics (Baker Academic, 2008), 13.
[3]其他有关巴文克的自传可参考：Herman Bavinck, Reformed Dogmatics (Baker Academic, 2008), 11–15; James Eglinton, Bavinck: A Critical Biography, Critical edition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Academic, 2020); 赵中辉 译，《基督教神学》，台湾：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1989。
[4]然而，我们不可误会一位巴文克（和凯伯尔）是神治论者（Theonomist）。他们并没有主张社会必须完全按照神在旧约启示的方式来建立。
[5]赵中辉，《基督教神学》，序言。
[6]Herman Bavinck et al., Reformed Ethics: Created, Fallen, and Converted Humanity, ed. John Bolt, Annotated Edition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19), xxv.
[7] 部分翻译，全文如下：“Dogmatics describes the deeds of God done for, to, and in human beings; ethics describes what renewed human beings now do on the basis of and in the strength of those divine deeds. In dogmatics human beings are passive; they receive and believe; in ethics they are themselves actve agents. In dogmatics, the articles of faith are treated; in ethics, the precepts of the decalogue. In the former, that which concerns faith is dealt with; in the latter, that which concerns love, obedience, and good works. Dogmatics sets forth what God is and does for human beings and causes the to know God as their Creator, Redeemer, and Sanctifier; ethics sets forth what human beings are and do for God now; how, with everything they are and have, with intellect and will and all their strength, they devote themselves to God out of gratitude and love. Dogmatics is the system of the knowledge of Godl ethics is that of the service of God.” (Bavinck, Reformed Dogmatics, 1:58)
[8]Bavinck, Reformed Dogmatics, 15.
[9]笔者为教会中有越来越多拥有类似巴文克这种想要与现代哲学思潮对话（护教）的神学生或传道人大大感谢神。然而，笔者也为现代教会和信徒个人普遍上在信仰认信上远远不如十九世纪的荷兰教会而感到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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